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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博物馆教育中“馆校合作”的反思与展望

时间:2022-01-12
来源:博物馆圈公众号           作者: 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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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在谈及博物馆教育这块工作时,馆校合作已然是最为重要且绕不开的内容之一。就笔者在南京博物院日常教育工作来看,同行博物馆的座谈交流但凡涉及到博物馆教育的话题,馆校合作几乎是必谈的议题之一。

实际上,自2013年南京博物院二期重新开放后,和国内绝大多数博物馆一样,馆校合作已经成为了南博常态化的年度工作,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馆校合作工作依然开展的如火如荼。

本文则立足于南京地区以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总馆为代表的博物馆馆校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对近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的馆校合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并从个人角度对馆校合作进行反思及展望,希望给同行提供参考与建议!

一、“馆校合作”中“馆”和“校”的概念和外延在迅速扩大,并成为今后工作的趋势。 

“馆校合作”中的“馆”,以往在具体工作中,主要是指传统概念下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虽然从学理上讲,博物馆人早就明白“馆校合作”中的“馆”应该包括了其他各种类型的馆,但从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馆方还是校方,主要还是基于前面所提的各种传统概念下的馆。

博物馆种子教师“大运河文化”专题培训

但从近三年的情况看,这种情况明显得到改变。通过专门针对博物馆种子教师的培训与推广,无论是馆方还是校方,馆校合作实际工作中的馆,确确实实已将名人故居、校史馆、古代建筑、文保单位、现当代艺术馆、图书馆、文化主题公园、考古发掘现场等纳入到“馆”的外延下。

诸如拉贝故居、颐和路民国公馆区、社区将军纪念馆、六朝道路遗迹、清凉山公园、宁海中学校史馆与美术馆等不同类型场馆,在各自学校近年来开发并实施的博物馆校本课程中都进行了落地。本次工作坊好几所学校分享的案例中,都有明显提及。

除了类型上的拓展,从“馆”的体量上,这些年的改变也很大。原有馆校合作中提到的“馆”,往往是诸如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总馆这样的“大”馆,但在这几年谈到馆校合作成果时,更多的“小”馆在馆校合作中频繁出现,并且往往专门围绕某个或某类“小”馆进行深入研发。

总体上看,综合性“大”馆基于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先天优势条件,在“馆校合作”发展的早期阶段固然具有优势,但随着馆校合作的理念、方法及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等因素,各种“小”馆也进入“馆”的概念,并逐渐形成符合自身气质与特色的“馆校合作”现状,且这一现状随着“馆”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除了“馆”的变化,“馆校合作”中“校”,在类型上也有明显变化。

以往在开展馆校合作工作的学校中,真正具体系统性开展这项工作的“校”,往往指的是幼儿园、小学、中学(虽然从学理上说,博物馆人都明白这个“校”的概念理论上要更大)。而在这两年的馆校合作中,中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大专院校等学校,在馆校合作中开展了很多值得分享的项目和课程。

比如在本次工作坊案例分享中,南京市商业学校烹饪专业围绕大运河文化,在项目中推出的运河创新菜,将南京运河文化中的点融入到新品菜肴开发中,尤其值得关注。(中职教育中的馆校合作,将是今后几年最容易做出成果和影响力的学段之一)

“大运河口述史”项目制学习

此外,除了传统的、以单个学校为主体与文博场馆进行合作外,学校教育集团、市区级教师发展中心、市区级名师工作室等组织,在校园推广、博物馆种子教师培训、课题联合申报、学科竞赛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合作,比如南京市唐隽菁道德与法制名师工作室、陈红历史名师工作室、鼓楼区胡斌历史工作室、南京市职教(成人)教研室、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在教师暑期培训、日常研训、项目合作等方面与南京博物院进行了系列化合作并有丰富的成果。

馆校合作双方共同编撰出版物-《大运河的故事》初中版

值得注意的是,馆校合作早期阶段中,单个学校或教师个人,基于校领导个人或教师个人在文博方面的强烈兴趣,可以在短期内取得不错的馆校合作成果。但当合作达到一定阶段后,如果没有市区级的教师发展中心、名师工作室等组织的加入,这样基于个人兴趣的合作模式必然很快达到瓶颈。相反,组织的加入,在馆校合作双方成果的认定与发布、教师个人的研究成果、职称、培训课时等的确定方面,才能得到保障,也才能保持持久良性的合作模式。

馆校合作双方共同编撰出版物-《大运河的故事》小学中高年级版

二、“馆校合作”中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具体政策、实际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明显增多,并成为趋势。 

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在2020年10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是博物馆人都关注到的顶层关于馆校合作这块工作的具体政策,而后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市文旅局也就馆校合作陆续发布了相关政策。比如2021年上半年,南京市文旅局与南京市教育局联合发布了《南京市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生教育教学的实施意见》,这是南京市相关部门迄今发布的针对馆校合作最为详细的指导意见。

除了明确的指导性政策外,我们在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市文旅局每年公布的课题申报指导方向中,也可以明显关注到省市两级主管部门对馆校合作的鼓励与支持。以江苏省文物局为例,在12月公布的2021年度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中,除了考古、文保、文创、古建、文旅融合等项目顺利立项外,南京博物院的“博物馆研学教育馆校合作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也在立项之列。而在江苏省文旅厅公布的2021年度全省文博优秀论文评选中,《馆校合作的深入探索与实践——以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天正小学馆校合作教育项目为例》、《新时代馆校合作的多元化探索——以《讲好中国故事》馆校课程为例》两篇文章也在涉及考古、文保等主题的众多参评论文中脱颖而出并获奖。实际上,除了在课题、研究层面获得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外,近两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社教专委会、江苏博物馆学会社教专委会等组织还专门举办了十佳年度馆校合作项目、十佳社会教育工作者等评选,这些早前从未有过的专门为馆校合作设置的评比,实际上作为风向标表明了这部分工作的意义愈加重要。

除了政策之外,投入到馆校合作中实际资金也明显增长。比如,国家局、省局在馆校合作项目出版物的印刷出版方面给予了专项补助资金,这两年的类似出版物明显增多。而在南京博物院,馆校合作工作,已经放入每年日常的开放服务项目中,成为常态工作项目并有固定资金投入使用。

总体上看,馆校合作中从较早阶段的“自下而上”迅速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三、疫情常态化下,基于防疫、地理空间等因素,馆校合作中的区域合作深度不断加深。 

这两年学校在馆校合作工作坊分享的案例中,特别突出了地理空间距离上“馆”与“校”“15分钟生活圈”的趋势。比如南京博物院边上的海英小学(距离南京博物院最近的一所小学)、六朝博物馆边上的长江路小学(距离六朝博物馆不到600米)、南京市第29中学初中部边上的清凉山公园(与该学校隔马路相邻)、宁海中学边上的将军纪念馆与颐和路民国公馆区(都与宁海中学毗邻)。这些学校充分利用了空间距离上的便利,将“馆”的资源进行便利化、区域认同感等方面的最大化利用,策划并实施了相关校本课程或社团课程,深受师生好评。

到2019年,南京地区共有52家博物馆(纪念馆)在江苏省文物局备案,还有近200家富有特色的专题展馆、名人故居、纪念馆、遗址公园等。在实践中,不是每一所学校附近都有一个类似南京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但大多数情况下,学校所在的“15分钟生活圈”内,通常都有不少于一处的可供利用的文博资源。而在疫情常态化之下,如何和博物馆合作,学生如何去博物馆,博物馆如何去学校,面对这些问题,前面的案例都其实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样本。

四、馆校合作的主题内容往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发展 

早前的馆校合作中,某某文化进校园、某某国宝进校园、某某学校走进某某博物馆等,是最为常见的形式,但在近三年中,馆校合作主题的具体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快速变化中。

合作项目和课程中的内容,非但聚焦于展览、文创、研学、文物修复、考古、古建等专业性主题,更有细化到中学生语音导览词编写、配合某个特展的小学高年级观展学习单制作、或专门围绕大运河文化的中学段历史课程设计等等。

馆校双方共同发布的课程设计竞赛

比如,南京市第29初级中学2020年9月到2021年7月两个学期的校本课程(讲好中国故事校本课程)共计30个课时中,就是专门为南京博物院撰写中学生版的语音导览词,两个学期课程结束后,遴选出的优秀导览词录音后则进入南京博物院中学生语音导览器中,为所有到馆参观的中学生提供自助语音导览服务。

随着博物馆热的流行,博物馆涉及的方方面面,从如何做一个策展人,到如何修复一个陶器、再到如何编写一个说明牌,再到如何设计一款文创产品,这些,都慢慢成为了当下馆校合作中的一个主题(通常成为一个学期的活动或课程主题),并往往由于可以与学生发生社会性关联,受到师生家长的热烈欢迎。

五、馆校合作输出的成果愈加多样化 

早前的馆校合作中,具体某个活动是最常见的成果形式,然后慢慢过渡到一个学期的社团课程或校本课程(目前这依然是主要的、最常见、最有效果的成果形式之一,并将继续延续),但这两年中,馆校合作的成果,已经完全从活动、课程等扩充到文创开发(实用产品与教学设计)、展览、各种项目与专题性活动等等。很多合作中的过程性成果,也愈加受馆校双方重视。

馆校合作的成果早就不局限于学校本身的活动或课程,而是将视角关注于社会本身,更多的成果在于真正服务博物馆、服务自身、服务观众、服务社会。

六、馆校合作中的双向互转成为趋势 

这几年的实际工作中,馆校合作中的双向输入与输出已经成为趋势。

第一个是馆校合作中,具体发生合作的地理空间,存在着双向互转。既有发生在“馆”中,又有发生在“校”中,更有发生在有关联的第三方空间中,这样的发生地点,往往随着合作阶段的不同,双向互转。

第二个是馆校合作中,在交流上的双向互转。既有博物馆针对学校种子教师的培训推广,也有学校针对博物馆教育专员的培训交流;这种双向培训交流,既有在博物馆进行,又有在学校进行,更有在第三方空间进行。

总体上看,当下馆校合作的双向互转,非但在项目、课题、课程活动中进行彼此互转,在一定阶段后,还往往进行再次互转和再再次互转。简单双向的馆校互转,演变为多次互转及螺旋式上升的形式。

以上六点,仅是从实际工作出发提出的个人感悟。上文对于馆校合作中的反思与展望,更多地其实是现阶段笔者对于这部分工作进行自我考核的自我评价,在笔者看来,这些发展趋势,已然成为当下馆校合作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标准配置(不过,当下博物馆之间的馆情,基于人力、物力、财力、区域政策等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中小馆如何按照所谓的标准配置开展馆校合作?这些年大馆与中小馆之间在馆校合作上的差距是拉大还是缩小?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也不应该按同一个评估标准来评价。这是另一个议题)。进一步而言,这样的认识应该固化在馆校双方人员在开展工作时的潜意识之中。

总之,从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涉及到博物馆教育服务,如果没有形成潜意识中的馆校合作思维,必定是不完善的。而从学校层面讲,如果课程或活动主题中涉及到传统文化、人文历史、艺术美育、非遗保护等等,潜意识中如果没有馆校合作的思维,必定也是不全面的。

原载于博物馆圈公众号2022年1月9日。作者陈刚,南京博物院研究员,社会服务部副主任。本文是在2021年12月26日“馆校合作•博物馆课程开发与实践工作坊上(第四季)”的发言,在文博圈发表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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